軍報刊文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
文藝的燈塔
■楊青春 錢均鵬
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作者 吳印咸 中國美術館館藏
80年前的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文藝工作者們齊聚一堂，經過三次會議和熱烈的討論，毛澤東發表講話，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價值導向，賦予新民主主義文化人民性、大眾化的顯著特征，照亮了革命文化前進的方向。據此，黨制定了一系列文藝政策，對革命文化和新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貫徹全面抗戰的正確路線，吸引了大批愛國人士和知識青年來到延安投身革命事業。1938年9月，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演時指出：“十年以來，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指出：“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余人……”當時的延安，開辦了中共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馬列學院、中國醫科大學、自然科學院等30多所“窯洞大學”，創辦了幾十種報刊雜志和多家書店，還成立了許多藝術團體。中國共產黨廣納天下英才的舉措，使原本荒涼貧瘠的延安成為全國文化活躍的中心，改變了抗戰爆發前陜甘寧邊區“識字的人”只占總人口1%的落后局面，使“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
知識分子們有著強烈的革命熱情，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并沒有完全完成從小資產階級思想向無產階級思想的轉變，身上“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比如，有的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或者脫離政治。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等。有的只創作自認為高雅的作品，根本不了解時代的需求和群眾的語言。1942年1月，魯藝音樂系舉行了一場具有學院派風格的“大音樂會”。唱完以后，演職人員問老百姓好不好，老百姓說好。怎么樣好呢？說這個女的唱得跟貓叫一樣。那個男的呢？說男的跟毛驢叫喚一樣。這對魯藝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那么努力地給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前方的文藝工作者也提出尖銳批評：“堡壘里的作家為什么躲在窯洞里連洞門都不愿意打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不明白）？”
擁有強烈文化自覺意識的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革命文化建設。延安文藝存在的忽視抗戰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問題，引起了黨內極大關注。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當時延安文藝存在的問題，嚴厲批評了這些不良傾向，指出這些知識分子創作的“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1942年，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這一年的春天，毛澤東通過個別談話和寫信征求延安文藝界人士的意見，與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何其芳、嚴文井等深入交流，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1942年4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報告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與革命工作不協調的問題”，正式提議召集延安文藝界人士座談，“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獲準通過。
二
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徹底解決文藝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等根本問題，在1942年5月召開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會議一共開了三次，分別在5月2日、5月16日和5月23日。參會的除發起人毛澤東與時任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外，當時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云、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也出席了會議。參加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來自各個方面，還有與文藝工作相關的領導，共100多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5月2日，舉行第一次會議，由毛澤東作“引言”。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后來發表時改為“手里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而文化的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提出，應該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對象、工作、學習等問題，要大家討論。
5月16日，舉行第二次會議，發言人很多，現場氣氛激烈，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認真聽取了文藝工作者的發言。
5月23日，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在文藝工作者們發言之后，朱德總司令批評了某些作家瞧不起工農兵的問題。他說，一個人不要眼睛長得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農兵批準才行。
最后，毛澤東作“結論”發言。毛澤東鮮明提出，文藝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
關于“為什么人”的問題，毛澤東說：“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
關于“如何為”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所謂“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他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關于“政治與藝術的關系”，毛澤東提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關于“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但對當時的廣大群眾而言，首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是普及而不是提高。
關于“歌頌與暴露的關系”，毛澤東提出：“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引言》和《結論》，合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講話》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價值導向，規范了文藝工作的立場等基本問題，這為黨隨后出臺的一系列文藝政策奠定了基調，也為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建設文化領導權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
5月30日，時任魯藝院長的周揚請毛主席給魯藝“開個小灶”，再去魯藝講講。毛澤東騎著毛驢來到魯藝。他在魯藝的講話中說：“要把小魯藝和大魯藝結合起來。你們會問，小魯藝我們知道就在橋兒溝那里，那大魯藝在哪兒呢？大魯藝就是社會嘛！社會里有工廠，有農村，有抗日的軍隊，有機關，有學校，有千千萬萬的群眾，有極豐富的生活。”他鼓勵文藝工作者到廣闊的社會中尋找素材，將民間粗淺的群眾文藝形式如快板、民歌，加工提高后變成參天大樹。會后，魯藝的文藝工作者率先深入到火熱的工農兵生活中。王大化和李波創作的《兄妹開荒》，以秧歌劇的形式第一次展現了翻身農民大生產的故事，贏得了老百姓的喜愛。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新秧歌劇，是用老百姓喜歡的表現形式，來反映現實生活的內容，群眾喜聞樂見。每當演出鑼鼓響起，老百姓就會奔走相告：“‘魯藝’家的來了！”毛澤東看了《兄妹開荒》后很高興，稱贊他們：“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的一年時間里，黨圍繞將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這個中心任務，強調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這個根本，堅持為人民大眾服務這個正確方向，堅決貫徹《講話》精神，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指導。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和文委召開了文藝工作者會議。劉少奇、凱豐、陳云等發表講話，號召作家、藝術家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3月13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同志曾指示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一文，介紹了《講話》的基本觀點。10月19日，《講話》全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于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指出《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要求“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規定為今后干部學校與在職干部必修的一課，并盡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廣大的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外人士中去”。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指出《講話》“規定了黨對于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于文藝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獲得一致的正確的認識，糾正過去各種錯誤的認識”。
《關于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和《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這兩個文件，是中共中央關于《講話》的正式定位，使《講話》成為文藝工作的根本性指導文件。
此后，全黨掀起了學習《講話》的熱潮，文藝工作者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積極走入人民群眾中，開展了大規模群眾性文化活動，創作出一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優秀作品。民族新歌劇《白毛女》在張家口演出時，戰士們看得直掉眼淚，擦干眼淚后喊著口號就上了前線。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80年來，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自覺投身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確政治立場、深刻思想內涵、感人藝術魅力的優秀作品，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復興事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80年的歷史經驗充分表明，《講話》是黨的文化自覺和自信的智慧結晶，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照亮著我國文藝事業發展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