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承認“靠自身能力已無化債方法”，究竟債務有多大？

劃重點：

一、貴州省政府突發“靠自身能力已無化債方法”信號彈

在疫后經濟恢復快速有效、央行發布亮眼的信貸數據、海關公布了超預期的出口數據之時，貴州省政府給市場發射了一顆令人緊張的紅色信號彈：地方政府債務岌岌可危！

4月12日，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刊發《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靠自身能力已無化債方法》一文，披露截止到2022年12月份，該省政府不包括地方隱性債務的顯性債務達到12470億元，其中省本級2035億元，省以下10435億元。

所謂顯性債務，就是列入央行統計口徑的政府債券。根據央行公布的金融數據，截止2022年12月底，全國政府債券余額為60.2萬億元，其中國債約25.6萬億，地方債34.6萬億。貴州地方債券余額約占全國地方債券余額的3.6%。

貴州省政府研究中心坦言，債務問題已成為擺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決的問題，但受制于貴州的財力，化解債務的工作推進異常困難，僅僅依靠貴州省自己，無法化解債務。

二、貴州省真實的全口徑債務有多大？

其實，12470億元的顯性債務，并非貴州省地方政府債務的全部。

因為除了財政部、發改委列入計劃的政府債券之外，貴州各地也和全國各地政府一樣，大量地、普遍地、失控地利用各種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LGFV），發行了城投債，獲取了銀行貸款，以及委托貸款、信托借款等非標債務，還有難以統計的應付款。

根據Wind城投債口徑統計，截至2022年底，貴州共計城投主體160家，有存續債券的城投企業共117家。存續債券共有411支，城投債存量規模合計2995億元。

2018－2021年底，貴州省城投企業全部債務規模持續大幅度增長，年均復合增長達到10.7%。存量平均票面利率6.31%。

按照國證大數據根據Wind數據推算的2021年貴州省投融資平臺的債務結構推算， 2995億元的城投債存量僅占投融資平臺債務總量（不含應付款）的21.9%。

2022年12月底，按照推算，貴州省投融資平臺另有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非標債務4130余億元，銀行貸款存量6551億元。

2022年底，貴州省投融資平臺不含應付款的債務余額約為13676億元，約占全國投融資平臺債務總額的2.1%。

這意味著，截止2022年12月，顯性債務12470億元，再加上13676億元的隱性債務，貴州省各級政府累計負債余額大約為26146億元。

三、貴州省各級政府有多大的償債能力？

政府債務屬于公共債務，其還本付息，均來自于稅收、基金、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公共收入。26146億元的地方債總債務，按常住人口3856萬人計算，貴州人均背負政府債6.78萬元。

貴州省2022年GDP為21466億元，其宏觀杠桿率達到121.8%，為發達國家地方政府宏觀杠桿率的10倍左右。

2022年，貴州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86億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2041億元。其自身的公共收入只有3927億元，其債務收入比率已經達到665.8%的難以置信的水平。

至關重要的是，貴州本身是一個依靠轉移支付才能夠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窮省。2022年貴州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5849億元，其自身的收入僅能滿足其一般預算支出的67.1%。

2022年，貴州獲得了3673億元的中央轉移支付，重新發行政府債券獲得的資金為2085億元（不含城投債）。貴州各級政府每支出100元，只有40.5元來自稅費和基金收入，37.9元來自于中央轉移支付，21.6元來自于借債。

更嚴重的是，在貴州的顯性債務中，2022年獲得發債收入2085億元，但支付債務本金用了1479億元，借債還債率達到70.9%。債務用于發展的比例不足3成。

面對兩萬多億巨債，即使免除利息，貴州省財政各級政府、事業單位不吃不喝，也需要80個月才能還本。而世界銀行和IMF推薦的政府負債比例，最高限為80%。

由此可見，貴州政府公開承認自己無力化解債務，也是因為貴州各級政府已深陷債務危機，債務氣球臨近破裂邊緣，如果沒有來自外力的救援，貴州省地方政府債務，將像2022年的房地產企業債務一樣，一破而無法收拾。

四、從貴州看地方債為什么會失控？

2022年9月19日，我在《超過65萬億的城投債務困局，怎么解？》一文中披露，根據國證大數據的估算，截止2022年6月底，全國各地投融資平臺的有息債務余額，超過65萬億元。

加上34.6萬億顯性地方債，中國地方政府有息債務規模已經接近100萬億。

地方債規模如此巨大，隱含著巨大的風險。而地方債失去控制地膨脹，源于以下因素。

一是根深蒂固的“經營城市”的行政思路。

從公共行政管理理論到各國政府的實際操作，政府的存在，其本源和初心，就是受選民委托，為市場主體和公民，提供公共產品服務。

但構建于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中國政府，在政府職能和政府定位上，是存在先天逾越的。政府逾越了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框架，也逾越了服務的目的，從服務異變為經營和管理。

雖然經過三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一直在喊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但事實上，我們一直沉醉于加大政府籌集資本、經營資本的能力，對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的干預越來越嚴重。并將政府這個市場經濟的裁判員直接下場參與比賽，套上了經營城市、引導市場的漂亮外衣。

政府參與經營，自然就需要像企業一樣參與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分配。但在分配過程中，又憑借公權力，破壞分配規則。

比如獲取資金時無需像企業一樣提供足夠的抵押物，無法還款時也無需像企業一樣承擔強制執行的責任，資不抵債時無需像企業一樣破產清算。這是地方債失控的主要原因。

二是錯誤的經濟發展模式。

改革初期，我們一窮二白，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換過程中，突然松綁的市場主體發展經濟的熱情高漲，出現了從基礎設施、消費品到服務全面緊缺，通貨膨脹嚴重的過熱經濟狀態。

那個時期，我們根據經典的經濟學理論，以高于勞動力收入的速度超前投資，加強供給，緩和供求關系，有效促進了國民經濟的階段性的高速發展。

但在供給已經超過需求能力之后，我們沒有及時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依然機械地持續超前投資、壓抑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嚴重的供過于求。形成大量的無收益的投資使得償債能力不斷下降，債務風險不斷積聚。

比如貴州，在2015年即成為西部第一個“縣縣通高速”的省份，而貴州境內遍布山區，修路成本格外高昂，省內經濟并無重大工業項目支撐，基建只能依賴借債，借債建成的基建項目又缺乏收益。導致如今積重難返、債臺高筑。

三是上面的鼓勵疊加地方官員畸形的政績觀。

地方投融資平臺失控發展，與鼓勵地方融資用于基建投資以解決經濟發展失速問題，以及地方官員盲目而畸形的政績觀密不可分。

2009年，央行和銀監會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鼓勵地方政府通過增加地方財政貼息、完善信貸獎補機制、設立合規的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進行融資。

此后，但凡經濟增速不如人意，央行、發改委、財政部便會通過貨幣寬松加積極財政的措施，鼓勵地方舉債投資基建與項目。

而舉債投資，不僅可以帶來可觀的GDP，更可以產生直接的稅收以及觸目可見的工業園或者道路、廣場等基礎設施，進而盲目攀比GDP增速、廣場面積、地鐵線路、高架數量、大樓高度、由此產生的房價高度。

但凡上面領導到下面考察，觸目可見的城市外觀，就成了地方官員重要的政績。這種畸形的政績觀，不僅成為內地對官員的評價標準，也逐漸成為國人對比中外的自豪來源。

四是政企不分導致信貸風控形同虛設。

由于存在大量國企，特別是金融類企業基本上掌握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手中，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債務自循環系統，即地方財政擁有兩個“子公司”：左邊城投公司，右邊地方銀行。

一邊負責貸，一邊負責借。資產負債表就這樣快速做大了，實現了完全不受控的債務到貨幣的內循環。一旦房地產下行，土地收入減少，政府性基金收縮，就會誘發地方債風險。

五、地方債會成為繼地產債之后的下一個債務危機嗎？

失控的地方債務對整體經濟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債務抑制了政府刺激增長和穩定就業以及維持或擴大公共服務的能力，并將嚴重影響仍處于萌芽階段的復蘇。

據官方媒體報道，黑龍江省鶴崗市在2022年初成為我國第一個因嚴重債務困境而被迫進行財政重組的城市。

而2022年底，貴州遵義道橋建設，公布了推進銀行貸款重組事項的公告。對涉及重組的156億元銀行貸款，延長期限到20年。前10年只付息，后10年才還本。消息一出，震驚了金融圈。

東北的鶴崗和西南邊的貴州這兩個案例，清晰表明地方政府今年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壓力和債務包袱。它們的債務緊縮可能對我們的金融體系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對小型區域性銀行。

因為政府債或者城投債一旦違約開始，意味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政府擔保已經崩潰，違約可能會迅速滾雪球。

因此，存在金融傳染的重大風險，特別是地方政府擁有并管理的較小的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特別脆弱，它們與地方政府關系深厚，與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有扯不清的關系。

但已浮出水面的兩地地方債務危機的解決方向，也向市場傳遞出重要信息：雖然我國財政體制中，中央對地方債務的態度是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量，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

但作為國有企業的投融資平臺的債務，政府不可能撒手不管。

在2023年1月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整節專門介紹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主要是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方面的風險。報告在談到地方政府的情況時說：“我們應該......在努力減少現有債務的同時防止新債務的積累” 。

但在經濟復蘇這個迫切的重任之前，我們依然將貨幣寬松、積極財政、超前投資、推高負債作為經濟復蘇的重要抓手。危險的地方債務，特別是失控的隱形債務，對于中央與地方，都如同火炭，拿在手上太燙，丟了又怕受凍。

短期看，政府債券置換、財政資金償還、借新還舊、債務展期、停息還本、出售國有資產、增加中央轉移支付、在土地收入流失后開征房產稅等是化解地方債的可選策略。但這僅能治標難以治本。

長期看，我們要承認這個世界上原本就很難做到兩全其美。要確保經濟健康發展，可能需要降低對經濟過高的期待，壓抑逆經濟周期的沖動。

從高速發展觀轉變到適度的經濟發展觀，從超前投資推動經濟發展轉向依靠提高勞動力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依靠消費驅動經濟健康發展的模式，是化解地方債務的必由之路。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