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銅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親歷者回憶
－－作者：儒雄儒村
歷史背景：
1967年1月25日，“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表通告，接管原貴州省委、省人委的權力，這是繼上海、山西之后第三個由造反派奪取黨政大權的省市。2月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支持這次奪權。2月13日，“貴州省毛澤東思想革命委員會”(以后改稱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這是繼黑龍江、山東、上海之后成立的全國第四個省級“革命委員會”，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為主任。“西南的春雷”與上海“一月風暴”、黑龍江省“東北的曙光”齊名，貴州造反派在“文革”奪權狂潮中風光無限，成為全國的典型之一。
1967年2月7日，貴州省銅仁城區31個群眾組織聯合奪了地委、行署及銅仁縣委、縣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同日成立“銅仁地區造反委員會”，3月4日，“銅仁地區造反委員會”更名為“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銅仁地區革命委員會”(簡稱“地革委”)。
4月11日，“毛澤東思想紅色工人戰斗團銅仁分團”、“捍衛毛澤東思想工農聯盟紅旗造反團”、“銅仁縣紅色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三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三紅”司令部(后稱“三紅派”)，不承認3月4日的地革委改組，從此，“二七”奪權大聯合陣線(即2月7日奪權的31個群眾組織)分裂為“三紅派”和“支紅派”(即“支持銅仁新生的紅色政權”地革委)。8月5日， “三紅派”和“支紅派”發生大規模武斗，武斗從8月5日開始至14日結束，35人被打死，300多人被打傷，“三紅派”被打敗。(所以“支紅派”又稱“八·五”派。中共銅仁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銅仁地區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386-388頁)
1968年9月1日，背后有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支持的地區“支紅派”率“八縣聯軍”3000多人開赴沿河縣城參加武斗，接著又到其他縣試圖支持屬于自己一派的人打擊另一派奪取或穩住各縣黨政大權；1969年5月7日，地革委支持的石阡縣造反派沖擊縣人民武裝部，搶劫槍支彈藥，武裝部政委朱端富、助理員曾宗雷為阻止造反派搶槍行為遇難，此事件激怒銅仁軍分區和各縣武裝部；5月20日，石阡縣兩派展開激戰，死30人，傷10人；5月8日，“支紅派”認為銅仁軍分區是“三紅派”的黑后臺，組織圍攻軍分區達13天。 這期間，銅仁軍分區暗中向松桃縣造反派組織“縣聯指”(即“毛澤東思想松桃苗族自治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的簡稱)運送槍支彈藥，武裝松桃造反派“縣聯指”(支持銅仁“三紅派”)進攻銅仁，戰斗于5月19日開始打響，至5月28日，以松桃苗族人為主力的5000左右人馬包圍銅仁城，29日發動總攻，血洗銅仁城，30日完全占領銅仁，“三紅派”行使地革委職權。
以下就是松桃苗族自治縣對立的兩個造反派組織的5個人在1969年5月29日這一天親身經歷的回憶。
回憶者簡介：
1、麻樹清，男，苗族，現年74歲， 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松桃中學高二學生，寫了文化大革命中松桃縣第一張大字報，組織成立松桃縣第一個造反派組織“松桃中學誓死革命戰斗隊”并自封政委(最高領導)，隨后奪了松桃中學的權，任松桃中學革委會主任，1967年4月，松桃縣城各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毛澤東思想松桃苗族自治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 (簡稱“縣聯指”)，麻被推舉為指揮長，1967年5月任松桃縣革命委員會常委，1968年3月任松桃縣革命委員會常委、副主任。在銅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中，麻是進攻銅仁的“縣聯指”前線最高職務者(但不是戰斗指揮者)。
2、彭忠勝，漢族，現年79歲，1961年任松桃縣牛郎區武裝部副部長，“文革”中為“毛澤東思想松桃苗族自治縣牛郎區聯合指揮部”(簡稱“區聯指”，“縣聯指”分支，與麻樹清同一派)指揮長，1967年12月，奪了牛郎區黨政大權，在銅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中率領牛郎“區聯指”參與進攻銅仁。
3、楊再德，漢族，現年73歲， “文革”中與彭忠勝的“區聯指”對立的牛郎區造反派組織“紅軍戰團”指揮部成員之一。在銅仁“5·29”武斗事件中率領本派人員和銅仁造反派組織“支紅派”一起保衛地革委，失敗后逃出銅仁。
4、舒大元，漢族，現年72歲，松桃縣牛郎區造反派組織“紅軍戰團”骨干成員之一，與楊再德小學同班同學，與麻樹清為松中高一同班同學，與彭忠勝為堂姨夫佬(其妻與彭忠勝妻為親堂姊妹)，在銅仁“5·29”武斗中城破被俘，在被拉去殺的途中殺手接到上級停止殺人命令，撿得一條性命。
5、秦繼昌，漢族，現年74歲，松桃縣牛郎區造反派組織“紅軍戰團”骨干成員之一，與“文革”武斗中銅仁對立派組織“三紅派”頭目之一唐萬能為初中高中同班同學，被俘后被拉去錦江邊槍殺，他在槍響前跳下錦江得以逃生。
麻樹清回憶：
1969年5月初的一個晚上，縣革委會開常委會。會上吳向必副主任(按：吳向必1973年9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78年12月－1982年7月任中央民院副院長、黨委常委。5-8屆全國人大代表，5、6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中共10-12屆中央候補委員)提出一個問題：“怎樣給駕駛員定個生活標準?” 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高文榮說：“這只是臨時問題，就不要討論了。我看，干部會議的生活標準是每天每人0.7元，大家反映生活算不錯了。我看駕駛員每天1元，可以了。”
我聽后有點糊涂，什么駕駛員生活標準?還值得在常委會上說?于是用苗話小聲問吳向必，吳向必也用苗話小聲對我說：“銅仁‘五·五’戰團的駕駛員往我縣運送戰備物資，每天幾十人，我們還專門為他們辦了個駕駛員食堂。”幾天以后，我又見到軍分區的幾位領導來到縣委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集縣武裝部領導開會研究問題，我認為戰備物質的問題屬于軍事問題，也就不去打聽。
1969年5月28日晚上，我接到通知參加縣革委常委會。在會上，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高文榮說：“今天晚上給大家通報一下，地區領導把消滅朱本軍、楊平凡‘八·五’派的任務交給了我們，我們的民兵隊伍已經開到大興去了，明天早上就開始進攻，消滅朱本軍、楊平凡為首的反動勢力。以前不便給大家透露，今晚向大家通報一下。”吳向必說：“糖果、干糧已經運送到前線去了。”他一邊說一邊從紙箱里拿出糖果給大家吃(事后才知道，他在這場武斗中負責總后勤工作，在糕點廠蹲點半個月了)。
被結合進革委會的原縣委副書記杜宏林說：“搞武斗我是不同意的。這次明明是有部隊參加的戰斗，不是一般的群眾武斗，但我反對也反對不了。”我心想，杜宏林在文革前屬于當權派，對造反派本來就很討厭，現在銅仁掌權的“八·五”派到各縣區支持一派打擊另一派，全地區斗得烏七八糟，他是看不慣的，實際上他內心是支持打倒“八·五”派，在會上表個態是為自己留條后路。
這時，列席會議的縣武裝部副部長高尚友站起來大聲反駁說：“你這樣說表明你對革命群眾沒有感情，對人民解放軍沒有感情。前年朱本軍楊平凡他們鎮壓“三紅”派，殘殺許多無辜群眾，還派大量人馬到印江、江口、沿河去鎮壓群眾。說部隊參加，部隊的人難道就該規規矩矩坐等送命?說聲‘不同意’就了事，你們遇難時是我們部隊舍命救你們的。我可以說，朱本軍、楊平凡這股反動勢力不消滅，銅仁地區永無寧日！”
高文榮說：“我一向也反對武斗，但現在看來，朱本軍、楊平凡他們動用武器橫行霸道，到處鎮壓群眾，嚴重干擾全地區的革命和生產，看來不用武力解決這股反動勢力是不行了。我原以為我們這身黃軍裝可以保命，但現在石阡縣武裝部政委都被打死，我才下這個決心。但我們的目的不是報復殺人，我們的目的是圍而不殺，逼他們繳械投降，解除他們的武裝。”
高文榮這樣一說，大家都表態支持。散會大家離開時，高文榮招手叫我留下。他說：“打仗的事你不懂，所以就沒有跟你商量。但現在很需要你完成一項別人無法完成的任務。這次攻打銅仁的民兵主要是你們苗族人。你們苗族人打仗很勇敢，但說起殺人像過大年，我擔心他們亂殺俘虜，我們干部中也有少部分人會挾嫌報復。你以前是‘縣聯指’的指揮長，在造反派中威望很高，說話他們聽。我派你明早去前線，制止他們亂殺人。這次是真刀真槍，死人不可避免，但應該盡最大努力減少傷亡。你到前線去不要強調自己的領導身份，只是制止亂殺人。”
這么重大的事情他們不跟我們商量，我當然有點不舒服。但高文榮對我有知遇之恩，所以也就不計較，再說我當時還是農民身份，連黨員都不是，靠響應毛主席號召造反當上縣革委會副主任，那年才28歲，加上朱本軍、楊平凡他們的確把銅仁搞得不像話，我向他保證盡最大努力完成任務。
5月29日上午10點左右，我搭車到大興，就聽說前鋒已攻進銅仁城了，只剩幾個據點沒攻下，前線指揮部已經移到銅仁師范學校(后來的師專位置)。晚上6點左右，我到指揮部說明來前線的任務。前線的指揮長是縣公安局局長白慶文，是個西進干部，當過解放軍副團長。他對我說：“現在敵人的據點還沒有攻下，暫時還沒有你的任務。”我走出指揮部到校門旁邊，看見一間教室墻角躺著一個穿黃軍裝衣服的人，他好像受了傷，呻吟著，走進一看，原來是松桃縣武裝部政工干部張發剛，和我哥是戰友，膝蓋骨中槍。正在這時來了兩個苗族武裝人員，其中一個說：“喂他顆花生米算了(意為開槍打死他)。”另一個說：“晚上再做。”
我急忙到學校辦公室打戰場電話，打通了軍分區崗哨的電話，要接電話的人向領導報告張發剛在師范教室里有生命危險。不一會軍分區就派一輛吉普車來把張發剛接走了。
車離開后，有人來叫我到河邊一棟房子參加開會(高文榮已經電話告知白慶文開會必請我參加)，在去的途中，遇上公安局教導員楊保榮，他拿一張紙交給我，說：“領導，請交給白慶文，他們叫結果這些人。”我打開紙一看，上面寫了很多人的名字，有“共計36人”字樣。我就對楊說：“怪不得人家要砸亂你們公檢法。你這個老當權派的，幫人打仗還要幫人殺人?以后你負得了責任?”我就把紙條退還給他，楊保榮說：“那就算了。”于是當著我的面用打火機把紙條點燃燒掉了。
我走進會場，總指揮白慶文正召集各正副營長開會。白慶文見到我就問我帶子彈夠不夠，接著拿出5顆子彈給我(我當時配有一支手槍10多發子彈)，我接受了。會議開始，白慶文總結了一天的戰斗情況，批評了城關區營，表揚了長興區營和牛郎區營。白慶文不愧是指揮打過仗的，他把松桃進攻銅仁的5個區(牛郎區、世昌區、盤信區、城關區、長興區)的民兵編為6個營(長興區因人數多編為兩個營)，每個營編為連排班，營長連長排長班長各負其責，因人數不整齊，所以各個營連排的人數也不整齊，但大體像個部隊的樣子。
在會上有人說地委大樓工事堅固，很難攻破。白慶文說，派一輛卡車回松桃正在修的東方紅水庫裝一車炸藥來，來回七八個鐘頭，天亮前可以趕到銅仁，到時候把地委大樓的那些“龜孫兒一鍋煮”。當時各個營長都殺紅了眼，紛紛說好。然后白慶文對我說：“領導，你來說幾句。”
40多歲白慶文雖然是公安局局長，沒有任何文件免他的職。但當時一切權力歸縣革委會，革委會里有個政法領導小組負責原來公檢法的那攤事。白慶文沒有進入革委會政法領導小組，他是當權派，但沒有被打倒，在政法領導小組領導下工作。我是革委會副主任，現場我是最高級別的領導，他當然要喊我說幾句。
我說：“責任重大！三五噸的炸藥不僅把里面的人一鍋煮，還可能要傷及無辜，而且地委大樓是國家財產，這樣損失太大，請你們考慮考慮。”
我來時高文榮叫我不要強調領導身份，意思是要我不要干涉前線的軍事問題，但又要我盡量制止殺人，所以我只能當做建議向他們提一提。白慶文笑了笑說：“好吧，明天邊打邊看。”
我和田銀芝關系好，于是會后就隨他們七八里外的營地去休息。當時他是牛郎營的營長，配有手槍，他一個人就有5個警衛員，警衛員個個手握沖鋒槍，有的警衛員還配備一長一短兩支槍。
第二天凌晨我隨牛郎營進入銅仁城區，在東方紅飯店觀戰，沒親見打死人。第三天上午，白慶文派人找到我，說縣革委主任高文榮叫我盡快回松桃。我立即搭乘一輛卡車回到銅仁縣川硐區政府，等待高文榮派吉普車來接，這時聽到區政府傳達室電話鈴聲響，里面沒人，門是開著的，我就進去接，聽到我方盤信營的一個連長跟另一個連長用苗語通電話。當時為戰斗需要，切斷了銅仁總機的線路，而我方的電話是串在一起的，可以聽到互相的對話，便于高文榮在縣里統一指揮，隨時了解情況。我聽到這兩個連長用苗語商量要找機會暗中搞死他們的營長梁克元(盤信區武裝部部長)，懷疑是梁克元出賣才致使盤信營戰死6人。我立即阻止他們(我們相互認識)，他們答應不搞了，我說：“梁克元出事就找你們麻煩！”
回到縣委，高文榮見面就說：“本來是叫你去做好事，結果還受到指責，有過無功。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向全省通報說：銅仁武斗，松桃一個縣革委副主任和武裝部一個科長親臨前線指揮。所以我就喊你回來了。”
銅仁這次“五·二九”大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沒有哪個部門統計過。我們松桃進攻的“縣聯指”一方至少死10人是確鑿的(盤信正大死6人，長興死2人，烏羅1人，世昌死1人系自己人試玩機槍誤殺。烏羅區沒有組織全區民兵參加，但有個別人長期在縣城參加文革)。我們攻破銅仁后，抓了很多俘虜，聽說還是殺了36個松桃人，但沒有確切統計。
彭宗勝回憶：
1969年銅仁“五·二九”武斗事件時，我是松桃縣牛郎區武裝部副部長主持工作，牛郎造反派“區聯指”指揮長。牛郎攻打銅仁的隊伍主要是大興公社、銀巖公社和牛郎公社的，當時牛郎公社除牛郎大隊外，大多數還是屬于我們這一派。我們被編為一個營三個連，即大興連、銀巖連和牛郎連，縣里特別派公安局的田銀芝過來擔任營長，我擔任副營長。大概是認為我沒當過兵，對我的軍事指揮能力不信任。我堅決服從，沒有任何怨言。不過在牛郎“區聯指”這一派中，還是沒有哪個人的威望超過我。我有兩個帶沖鋒槍的警衛員。
5月29日晚在師范參加完總指揮白慶文主持的會議后，縣革委麻樹清副主任跟田銀芝和我回到黃泥崗營地休息。走到山腳田銀芝因太疲倦就在2連的營地休息了，麻樹清和我繼續往山上另一處營地走去。走到一個寨子邊，見一個青年被捆綁撲倒在打谷子用的厚桶上，旁邊有兩個手拿鋼釬的放哨民兵，其中一個見到我就拉我到下面去輕聲說：“這個人就是銅仁‘支紅派’大頭頭楊平凡的兒子，把他槍斃算了。”我回去跟麻樹清說這件事，麻不同意，我就拒絕了銅仁那兩個民兵的要求。后來我才知道他當時是銅仁一中高三學生，一年后他作為上山下鄉知青回老家安徽去了。
我們睡覺后，半夜下面一片嘈雜聲把我驚醒，我以為是對方乘夜進攻，急忙拿槍起身命令我身邊的民兵起來戰斗。當我們沖出屋外，正見到麻樹清帶著10多個民兵朝我這里跑過來，我問明情況，原來是我們隊伍里有個民兵連聲大叫“都抓完了”，麻樹清就命令民兵起來拿槍跟他上。我找到那個大叫“都抓完了”的民兵一問，他好像還迷迷糊糊的，原來是做惡夢，我訓了他一頓。這時大家都醒來了，再睡也睡不著，我就集合隊伍開往銅仁城里的東方紅飯店，走到銅仁天才亮。這時我和麻樹清看見手下一個民兵背著一桿槍，還用扦擔挑著一擔煙，一看就是趁火打劫，我上前扭住他的衣領大罵：“你是來捍衛紅色政權還是來搶劫？”繳了他的煙。
后來大家把銅仁“五·二九”武斗事件中牛郎區死亡15人(沒有包括回到牛郎槍殺的；彭忠勝回憶牛郎區在“5.29”武斗事件中的死亡人數與下面楊再德的回憶有出入，因死者與楊再德同一派，且楊再德作為本派領導者之一曾登記本派死亡名單并給予家屬補助，所以楊再德的說法更可信)的責任推到我身上，這是很不公正的。說實在的，在牛郎和銅仁武斗中，我沒有任何私仇要報復，純粹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號召，奪了當權派的權。我出身貧苦，對黨和毛主席完全是一片忠心。我們占領銅仁后，牛郎區這么多人被殺，都是他們各個公社(各個連)晚上殺的，我當時不知道。再說我只是牛郎營的副營長，牛郎民兵殺人要負責也該是營長田銀芝負責。相反，牛郎區會計陳洪祥要被拉去槍斃，我說陳洪祥有經濟問題還沒有說清楚，暫時不要槍斃，這樣他才逃得性命。
楊再德回憶：
5月19日清晨六時許，全副武裝的銅仁“三紅派”和松桃“縣聯指”向銅仁縣的川硐區發起猛攻，地革委派出造反派組織“闖將戰團”的一個武裝隊扛兩挺重機槍和一挺輕機槍，還有兩支沖鋒槍，其余人員帶的全是半自動步槍，到川硐去阻截。由于情況不明，所有戰斗人員乘一輛車前往川硐，在中途(陳家橋)就被從川硐下來的松桃“縣聯指”一陣猛烈火力，把我們一派的“闖將戰團”打得落花流水，當場死傷了10多人，其余除極少數逃脫外，大部份被俘。這樣川硐區革委和公社革委被打跨了。
銅仁地革委的主要武裝力量就是銅仁“闖將戰團”，由于“闖將戰團”全軍覆滅，使銅仁局勢急轉直下，地革委領導像熱鍋上的螞蟻，行坐不安。有個別地革委領導還偷偷坐車逃跑了，全城守兵驚驚慌慌。現在地革委就只有依靠萬山汞礦廠保礦隊武裝300多人了，但他們每支槍只有三發子彈。在這危急時刻恰好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是支持銅仁我們地革委的。他接到銅仁地革委請求支援的匯報后，緊急通知省軍區直屬部隊駐大硐喇的一個排(大硐喇有一個很大的礦廠)，抽調一個班來銅仁保護地革委。這個班共有13人，全副武裝，2挺輕機槍，4支沖鋒槍，其余全是新式半自動步槍。
我是5月26日住進銅仁城，準備和我的戰友們并肩戰斗。之前由于和我們同一派的“松桃苗族自治縣造反派組織無產階級總司令部”(簡稱“縣總部”)被“縣聯指”打敗，我們牛郎500左右男女老少逃難到銅仁，已經住在銅仁近半年了。
5月29日早上，對方的炮彈打在清水塘和農校，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感到不安了。我們馬上趕回駐防的錦江飯店，飯店里一片混亂。吃早飯時，很多人端著碗跑到飯廳后面高一點的地方，望著對岸的炮火，顯得非常焦急和恐慌。這時我們從前線回來的人那里得知，對方己打到軍分區那里來了。
吃完早飯，在一片慌亂中，我們一派的松桃縣全部人馬奉命撤離錦江飯店往對門河的洗澡堂和便水門石油公司(現在的地王廣場一帶)。大約上午11點，對方占領了錦江飯店和飛機場(就是現在的錦江廣場)，隔著河向我們射擊。錦江河的對岸完全被對方控制。他們全是自動化武器，在架梁山山頂上架了一挺重機槍，不停地“咚、咚咚，咚咚咚”打著，而我們一派約200多松桃人，手頭只有在錦江飯店才發的幾顆雷管和幾磅炸藥， 20多支土槍、土炮。
對方展開全面進攻，由架梁山沖下一支隊伍，在強大火力的掩護下，首先攻破銅仁一中我們“八·五”派總指揮部，這是銅仁城的制高點，接著占領工代會大樓(后來的老年大學處)。總指揮部被他們占領了，我們還蒙在鼓里。我們的兩個頭頭楊再興和楊再珠去總指揮部銅仁一中聯系，一進門，就被他們抓了。楊再珠是復原殘廢軍人，后來和兩個松桃縣的青年人在銅仁師范那里被槍殺了；楊再興被送往松桃，撿得一命。
西門河對岸的隊伍也開始向我們守的西門橋邊和便水門一帶發起猛攻。當時我就在石油公司二樓靠河邊的一間房間里，聽到槍聲大作，我就伸頭出窗口想看一看對方到底有多少人馬進攻大十字、西門橋頭。頭剛一抬起來，就從對門河錦江飯店打來一梭子機槍子彈，離我頭部最多有一尺左右，彈風把我的頭發都吹動了。我馬上趴在床鋪上，抬頭一看，火磚墻上有好幾個槍眼，當時我被嚇出一身冷汗，只要打低一點，我的腦袋就開花了。
對方在強大火力的掩護下，不知不覺地向我們石油公司逼近，等我們發現時已有200多人攻進石油公司，把我們全部圍在石油公司壩壩上，原來守西門橋頭的人不知是什么時候撤走也沒通知我們。包圍我們的這支隊伍不是我們牛郎區的，我們互不認識。這時我的腦海中真像煮沸的開水一樣，雖然心慌意亂，但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智，兩種想法在我腦海里斗爭著：是甘愿被俘呢，還是拼命逃跑?是束手就擒，還是拼個魚死網破？不拼吧只有任人宰割，如果拼命逃跑可能還有一線生機，我必須果斷作出選擇。
不知是祖宗有德或是我命不該絕，這時我頭腦十分冷靜。好像有人在喊我：“還不快走，你想等死嗎?”我就決定拼命一試。這時包圍圈還沒有完全合攏，我抬頭一看守在我身邊的是一個個子不大手持中正式步槍的家伙，正命令我向楊政厚、舒大元他們那邊靠攏。我站的地方十分有利逃跑，正好是靠近紡織品公司的保坎邊，保坎大約有七尺高，只要力氣大一點的人，跑兩步雙手一撐就可以翻上紡織品公司，一翻上去就可以脫險了。當時我才27歲，個子中上，體格強健，氣力充足。我突然一掌把守在我身邊的人打翻在地，飛跑幾步，雙手一撐就翻上了保坎。被打倒的那家伙手腳也很麻利，突然朝我跑的方向開了一槍，不知是倒在地上開槍的原因，還是槍法不好，相隔不過3米左右，子彈沒有打中我，我又逃過一次死劫。上坎以后我一個翻身就進了紡織品公司屋里了，等他子彈再上槽已找不到目標了。
紡織公司所有前門都用大鎖鎖起的，我一時情急無法打開，就上二樓打開窗子一看，樓臺隔地面起碼有七八米高，由于過高我不敢跳；再看電影院的陽臺因要放電影畫片，陽臺較低，隔地面最多5米，我就從紡織品公司窗臺上跳到電影院陽臺上，為了活命顧不了那么多了，起身一躍就往下跳，落到地上，只覺得兩個膝蓋有點痛，落地時兩腿支撐不住雙膝跪到地上擦破一點皮，盡管有點痛，但心想還好，跑動沒問題。
我馬上從電影院右角那條路經官塘跑到靠河邊的公路上(現在官塘正是農貿商場)，那地方叫便水門。我走出官塘口上了沿城公路。本來這條路出口處左邊就是石油公司大門，距離最多有10米。當時石油公司門口站著很多荷槍實彈的“三紅”派武裝人員，隨時可以射擊。全靠老天保佑，正在這時，守在西門河對面全副武裝的隊伍約有三四百人，雄糾糾地走在西門橋上，石油公司門口所有人全部把頭偏過去看從西門橋上走過來的隊伍，我乘機跑出巷子口，沿馬路拼命向地革委廁所后門跑去。等到他們發覺我時我已跑到小十字出來的路口，快要進入地革委后面的廁所了，與他們的間隔距離已有二三十米遠了，拐彎抹角的，無論怎樣他們也抓不到我了。
我從石油公司脫險跑到地革委后面廁所時，后門全部被釘死，無法進去。我左看右看，抬頭突然發現拉屎的長方形木板便孔，這個便孔比一般的大，可以容下一個人的身子撐上去。
現在的人不知道那時的廁所是多么的簡陋。這個廁所是木房子偏屋，架子搭在一個土坎邊，木板拼好，從木板中鋸幾個長方形的孔，然后架在懸空橫排的木架子上，就可以蹲在長方形孔上拉屎拉尿，屎尿排到坎下。常常有附近的農民到城里的廁所來掏糞做肥料，所以廁所下面不是很臟。
這時我在坎下，這幾個長方形木板便孔是我唯一逃生的地方。我雙手伸上去，然后使勁一跳，雙手撐住兩邊木板，就像現在的體操運動員撐雙杠一樣，用力想讓全身爬上去。但我上半身爬上去，下半身卻被卡住了。一看，原來是我身上背的那個印有紅色毛體字“為人民服務”的挎包卡住了，我又只好梭下去，把挎包放在廁所邊。其實挎包里只有隨身換洗的衣服，于是就把“為人民服務”挎包丟了，光人爬上去。這樣我就進了地革委后面空地。當時逃命心急，應該先把挎包扔上去，人后上，這樣就可以避免我后來的一次生命危險。
爬上去后走過空地才能到達后門，當時守到后門的人是我們一派的萬山一探隊的，不認識我，就把我抓起問：“你是干什么的？”我說是松桃“縣總部”的，認識朱本軍、楊平凡，他們才派一個人和我進去，到里面找到朱本軍。朱本軍說：“你們松桃有幾個人在里面，你快去找他們。”
我走到二樓辦公室找到松桃“總部”造反派的楊政柏，他是負責所有跑到銅仁的松桃“總部”造反派的生活總后勤，還有張再橋(松桃“縣總部”主要負責人)，其他幾個松桃人的名字現在已記不清了。牛郎區的有王義來(牛郎糧管所干部)、劉宗明、劉光明，還有一個名字記不清了，加上我，牛郎共有5個人。
這時候幾乎全城已被對方占領，只有地革委還沒有被他們攻下來，四處的輕重機槍、步槍都指向這個“八·五”派最后的據點射擊。“八·五”派的紅旗還在地革委的高空飄揚，后來知道攻打地革委的先鋒隊是我們松桃縣長興區的民兵。
那時守衛地革委大門的是省革委主任李再含親自下令調撥的駐銅仁大硐喇礦區的一支解放軍正規部隊的一個班13人。解放軍戰士畢竟訓練有素，槍法十分準確，只要對方爬上墻來一個，還沒靠近旗桿，只聽“叭”的一聲，那個人就滾下墻去了。一連放倒10多人，對方就停止進攻，只是時不時放點冷槍。這個班經過一天的戰斗，子彈打得差不多了，當時形勢十分嚴峻，經地革委領導和作戰指揮部研究決定，當晚撤出地革委。
這時我想起了我那個裝衣服的“為人民服務”挎包丟在廁所里了，我跟楊政柏他們說，當時張再橋愿意和我一起去拿。
當時后樓去廁所門邊我們已架起一挺機槍，防止對方從廁所攻進來。我叫張再橋到那里跟守衛人員打招呼，我去拿包。當我用鐵鉤將糞坑下面的挎包鉤起來，拿到手里往回走時，一個新來的武裝人員不知道我在廁所拿包包，看到我由廁所背起包包走出來，他以為是對方攻進來了，就端起槍來向我開火。槍響了，子彈從我左身擦過打到廁所墻上穿了一個洞，當時嚇得我汗毛倒豎，過后好久我的心子還在“咚咚”地跳個不停。原來恰好張再橋看到了，大吼一聲“打不得”，并迅速推了開槍的人一下，他才沒打準，要不然我就一命嗚呼了。
從廁所回到我們人身邊，管后勤的楊政柏叫我，他帶我走到一個角落，我一看他身上也背著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挎包，滿滿的一包錢，有的錢還擠出挎包外面，只好用帶子把挎包捆扎。票面全是10元一張，不曉得有多少。他拿出100元遞給我，對我說：“晚上可能要突圍，突圍后的集中地點是萬山，你們5個人每人20元。”
松桃那幾個人也許是他們本地人吧，他每人發了100元。盡管當時發錢不公平，我有意見，可是命都還不曉得保得了保不了，又何必去和別人爭錢呢?
由于28號下大雨，29號就漲大水了。29號當晚明星亮月，方向路徑看得比較清楚。晚上12點鐘前沒有機會突圍，大約在凌晨一點鐘左右，一朵很大的烏云突然把月亮遮住。這時指揮部下達命令：馬上突圍！突圍順序是：地革委領導朱本軍、楊平凡和工作員等17人(當時地革委只剩17人)打頭陣，我們松桃縣同一派的1000多人到銅仁，現在只剩10多個人了。朱本軍說：“這10幾個人是松桃的星星之火，十分珍貴，必須要保證這10多個松桃同志的安全。”就把我們10幾個松桃人安排在地革委領導后面，緊跟地革委的撤出人員。由于安排恰當，我才安全沖出重圍，否則現在我的墳上可能已有一丈多高茅草了。萬山汞礦廠一勘隊的300多人槍斷后，大硐喇的一個班解放軍在最前面開路。
根據偵察，銅仁西、北、南圍得水泄不通，只有東門較松，原因可能是架梁山有軍分區部隊把守。情況明確后，地革委領導決定由東門突圍。從地革委右邊圍墻有一個小側門出來就到小十字。在東門，一聲令下，解放軍首先沖出側門，隨著是地革委領導和所有工作員，然后是我們松桃10多人，萬山汞礦廠一勘隊300多人槍斷后。也許是人多聲音大，加之夜深人靜，容易被發覺，剛剛接近小十字路口就被守在東門那邊的人發覺了，掃來一梭子機槍子彈，沖出地革委大樓的人被迫全部趴下，前面朱本軍等17人已沖到小十字叉路口向右轉到電影院那邊去了。我趴下后聽到機槍子彈在上空“吱吱”地響。我從小學讀書就愛看各種小說，尤其是描寫打仗的小說。如：《野火春風斗古城》、《林海雪原》、《烈火金剛》、《平原游擊隊》、《紅日》等，里面寫得有怎樣辨別槍聲遠、近、高、低，對生命有無威脅。尤其是《烈火金剛》寫到史更新怎樣脫險更是記憶猶新。記得里面寫到，如果是槍聲“吱，吱”的響，說明子彈距你比較高，也比較遠；如果是槍聲響得“撲、撲”，就說明子彈離你相當近，你就要隱蔽好身子，否則就有生命危險。以往看書記下的知識今天用上了，而且救了我一命。也許又是老天有眼，命不該絕。
當時有一個人趴在我身邊，我以為是我們牛郎的王義來，深更半夜的，當時不管他是誰，反正是一伙的。我一手拉起他說： “不怕，快走，子彈打得很高。”
我倆急忙爬起來，也由小十字轉向電影院方向跑步前進，再由電影院斜對門白家巷上去到銅仁一中門口，再向左轉，就到了東門口。由于人多又是跑步前進，腳步聲很重，只聽到“踢踢踏踏”的腳步聲。可能是幾天戰斗過份疲勞的原因吧，把守東門的人都睡著了，地革委方向響槍都沒把他們驚醒。我一直跑到他們機槍手面前才聽到他喊了一聲“什么人”，跟在我后面的人突然向敵方機槍手開了一槍，可能是天黑沒有擊中目標，對方的機槍就響了，只聽到“咚咚咚”的槍聲震耳欲聾，子彈從我倆身后飛過，當時我嚇得全身麻木，以為子彈打中了我，可是我一回過神來還能跑，心中才感到萬分幸運。由于機槍響個不停，跑在我們后面的人一個也沒有跑出來，后來聽說天亮300多人全部被俘了，有的被槍殺了。我們跑得稍快一點，逃得性命。
由于受槍聲的影響，我們兩人撲到路邊的荒草坡上去了，等我們二人再上到馬路上時，前面朱本軍他們17人隔我們已經很遠了，等我們趕到磨刀灣時，他們已到魚良灘電站下面去了(因為我們看到那里有電筒亮光)。我從來沒有出過遠門，去萬山只曉得走東門橋到謝橋、茶店再到萬山，這樣我沒有任何顧慮，只管向東門橋方向跑，恨不得多生兩條腿，能生了兩條翅膀更好。當時只是想跑得越快越好，跑到一個叉路口，右邊是去東門大橋的公路，左邊是去哪里當時我不知道，我還是一個勁的往東門橋邊跑，這時和我一起跑出來的人在我后面急忙大聲喊：“你往哪里跑？”我這才知道我拉起來與我一起跑的人不是王義來。我馬上停住，問： “你是什么人？”他回答我說：“我以前是萬山汞礦一勘隊的，叫金良成，你再往前面跑就到了東門橋，橋上有‘三紅’派的巡邏兵，你去只有死路一條。”我說：“我只知道有這條路走，別的路根本不知道，怎么辦?”他說：“你回來我有辦法。”等我走到他身邊，他對我說：“我是一勘隊的地質隊員，兩年前，我們地質隊到這一帶勘察過礦物，熟悉這里的地形，這里叫磨刀灣，從這里下去是電廠，電廠下去約有十里左右就是馬巖，領導在布置突圍的時候一再說明只能走磨刀灣沿河下，別的路走不通。”經他這么一說，我也沒有辦法，只有跟著他走了，聽天由命吧！
后來才知道他是湖南麻陽人，先前是水上運輸隊員，后來被安排到牛郎糧管所工作。白天我去送他20元錢的時候，他不要，并對我說：“老楊，你是農村人，身上可能沒有錢了，那20元錢你一起收了。我這里還有錢，等下要跑你跟著我跑，城里有我的朋友，可以到那里躲一躲。萬一回不了家，我們倆有這些糧票一輩子也吃不完。”
當時他身上背有從牛郎糧管所帶出的全部糧票，都是全國通用糧票，票面為伍市斤、拾市斤，估計有幾十萬斤，全部裝在“為人民服務”的挎包里(六七十年代講究的是背黃色包包，上面印有紅色毛體字“為人民服務”四個字)，滿滿一挎包，捆都捆不攏，下蠻用力才捆攏。
我當時沒有說什么，但心中總是覺得這種時候，錢糧多了反而不好，如果跑不出去連性命都保不了，還拿錢糧做什么呢？后來的情況果然如此，松桃管錢的楊政柏、牛郎管糧的王義來都死于亂槍中，尸骨無存。楊再珠后來與楊再興一起被俘，身上沒錢的楊再興能活命回家，而楊再珠在押回松桃時在銅仁師范兩板橋被拉下車來，殺到田坎上，可能也是身上有3000元錢招的禍。
我們逃了整整一個白天兩個晚上，第三天天亮后才到達萬山。在老金家吃了早飯，他才帶我到萬山指揮部。到萬山指揮部一看，我們牛郎有喬穎、陳廷輝、劉榮輝、黃成保、黃忠前、田興和、劉云生都在那里。后來我們逃到貴陽。從牛郎到貴陽的只有喬穎、陳廷輝、劉榮輝、黃成保、田興和、劉云生和我共7人。為保存實力組織武裝將來打回牛郎，我們沒有介入貴陽武斗。
不久，湖南麻陽縣打來電話說，我們松桃牛郎區銀巖公社有個叫龍四和的尸體被洪水沖到麻陽一個河灣。當時說這個河灣里漂浮有108具死尸(按：銅仁錦江河流經湖南麻陽、辰溪、瀘溪、沅陵，匯入洞庭湖)，全都無法辨認，只知道有我們牛郎區銀巖鄉大桑坪龍四和的尸體在那里，是從遺物中的一張公糧票據(上交國家公糧、余糧的票據)發現的。電話開始是打給銅仁的，銅仁已經是我們的對立派掌權，他們不理，于是麻陽縣只好打電話給省革委，省革委通知和我們一起在省里逃難的銅仁地革委領導朱本軍，朱本軍又通知我們牛郎區的人，大家商量叫我去麻陽認尸。我坐車到麻陽，找到縣革委領導，把介紹信給他們看了后，他們熱情接待了我，并對我說：
“這些尸體長時間受河水浸泡，面目全非，已分不清哪個是哪個。100多具尸體泡在河水里，尸體漲得比農村裝谷子用的木桶還要大，不像人樣，慘不忍睹。為了我縣的環境衛生和對死者負責，我們縣革委研究決定，安排每具死尸10元錢，請當地群眾掩埋了。因從龍世和身上摸出了遺物，現交給你，麻煩你轉給龍四和的家屬。”
我接過遺物后十分感激地說：
“感謝麻陽縣革命委員會全體領導對我們的關心和對龍四和尸體的妥善處理，讓他得以入土為安。”
我打開遺物一看，里面有糧票19斤，人民幣12.5元，還有一張公糧票，他們能認出龍四和就憑那張公糧票。
不久，中央就下達了“八·二八”命令，大意是決定停止兩派斗爭，更不準再搞武斗；凡是外出的限期一個月內返回原地，逾期不返回者武裝送回。貴陽市進行全市大搜查，當時我們還有500發子彈1支中正式步槍，在搜查時被省軍區部隊搜去了。省軍區原來是支持我們一派的(省革委主任李再含原是省軍區副政委)，所以他們只拿走槍支彈藥，沒有給我們什么麻煩。我們于1970年9月28回到銅仁，我29日回到家中
回來后經過了解，才知道當時除我們逃走的幾個外，在銅仁的我們一派的牛郎人全部被俘，在銅仁就被打死了18人。被俘人員武裝押回牛郎后，在“學習班”時，又被他們槍殺了兩個，一個是舒典發，一個是我的農中老師楊秀洪。
有的說，舒典發是錯殺的，說吃飯時上面布置要殺的是楊秀洪和區會計陳洪祥。當時陳洪祥頭發已白，他們平時就叫他“白頭發”。劊子手們晚飯喝醉酒后就記不得了，只記得一個“發”字，“發、發、發”發了半天，全街只有個舒典發名字有“發”字，又是殺過解放軍的大土匪舒子彬的兒子，長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批斗，于是就稀里糊涂把他槍殺了。據說當時舒典發還沒有進“學習班”，學習班是專門為我們這些被打敗的一派辦的，他這種人根本沒有參加武斗的資格。劊子手是到他家里來把他抓去酒廠(產子坪)槍殺的。
還有一個就是白果坪的劉老秋，就是把我岳母的前夫連同奸夫一起被捅死的那個。他在銅仁被俘后，被那個通奸婦女的后代渾名叫“皇帝”的割掉了雙耳，回到牛郎后因無臉見人，自己吊死在瑤灣河壩桐子林中。
舒大元回憶：
5月28日晚上，誰也睡不著。我們檀木墥的幾個人，背著自己簡單幾件衣物，手里拿著炸藥雷管，隨時都聚集在一起。半夜里，牛郎的民兵連長楊政厚去了設在百貨公司的指揮部三次，都說要我們堅持。他最后一次去到指揮部時，那里已經沒有人了，楊平凡他們都走了，指揮部里的人已全部溜了，可是楊政厚卻傳達聽來的消息說：“他們是出城繞到敵人后面去了，到天亮時內外夾擊，把敵人趕出去。”
5月29日早晨，銅仁中學教學樓上的高音喇叭里傳來了“三紅派”的廣播聲。天一亮，楊政厚就對我們澡堂里的人作了吩咐，叫大家準備好雷管炸藥，堅守在自己的戰斗崗位上，準備一場拼死的廝殺。可是，從上午等到中午，一直不見對方的攻擊。到了下午一點左右，槍聲突然響了起來。最后，槍聲、炮聲、炸藥包的爆炸聲響成一片，喊殺聲越來越近了，我們開始向電影院那邊跑。起初，我們都跑出了澡堂，退到了石油公司樓上，準備在那里死守。可是松桃的一些人要我們回到澡堂去，于是我們又涌了回去。石油公司和澡堂就隔一道墻，這時墻已挖通，我們20多人剛進入澡塘，就聽一聲大喊：“不許動！”對方已經沖到澡堂門外了，我們都大吃一驚，立即涌進澡池里；剛進澡池，對方就扔來一顆手榴彈，“轟隆”一聲，在門邊爆炸，但沒有炸著人。澡池里人很多，大家亂擠亂碰。
我們100多人涌在石油公司上樓的過道中，對方已經完全包圍了我們，向我們開槍、扔手榴彈，突然，一顆手榴彈扔了上來， “轟隆”一聲，在二樓的樓梯上炸開，大興一個姓吳的青年人應聲倒下。大家一看，吳的屁股被炸傷了，鮮血直流。我們放棄抵抗，100多人從石油公司走出來了。有的人舉著雙手，有的人舉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
我們被俘了。他們搶走了我們身上哪怕稍微好一點的衣服、鞋子、電筒，甚至系在腰上的皮帶，押著我們經三完小(現在的福霖大廈旁邊)到銅仁一中。
我們來到銅仁一中的大操場上，那里己聚集了三四百被俘的人，他們繼續搜身。接著便有許多人被拉出去吊、打。
當晚，大家被關在工代會樓下(原來的老行署、后來的老年大學樓下)，個別看守叫我們不要怕。我們還真以為不用害怕，以為他們會講政策，不會亂來。許多人定下心來，輕聲地議論著。晚上，他們用木制的水桶抬來了幾桶飯菜，菜是蓮花白炒肉絲。
5月30日早飯后，一個盤信麥地渾名叫“皇帝”的人沖進來，他口里銜著一把刀，來到我們中間，一手扯住白果坪劉老秋的耳朵，一手取下刀來“嘩”的一刀，把劉老秋的左邊耳朵割了下來，又轉過劉老秋的頭，再一刀割了劉老秋右邊耳朵，還撲在劉老秋的耳朵邊上吮血。當時，劉老秋就坐在我的旁邊。“皇帝”抓住劉老秋時，劉說：“你認錯人了。” “皇帝”說：“認錯人了?老子找的就是你！”事后才知道，這個“皇帝”原來是牛郎白果坪人，解放前他母親守寡，和一個姓黃的人通奸，被本家族的人捉奸，他的母親和奸夫都被殺死。當時抱住奸夫的就是楊再德岳母的第一任丈夫，捅死奸夫的就是劉老秋。由于劉老秋用力過猛，一梭鏢穿過奸夫身子，連帶把楊再德岳母的前夫也一起捅死了。這事我們那邊的人都知道。當時“皇帝”在外公外婆家，后來就跟外公外婆長大。劉老秋被割掉雙耳押回牛郎后不久就自殺了。
緊接著，各公社、各大隊的勝利者開始對我們行兇了。把我們的人一批一批地拉出去吊打一陣，然后押出去槍斃了。
第一批銀巖公社的7個人被他們抓出去，邊走邊打，拉去槍殺了；第二批是大興公社的6個人被拉出去殺了；第三批是牛郎的，一共20個左右，我屬第三批。我先前看到兩批人被拉出去，曉得這次萬不能幸免，就把我身上僅有的幾塊錢和一個小布袋交給坐在我身邊的姐夫黃世武，托付他把這點東西交給我母親和老婆。
我們被叫出去以后，全部用繩子緊緊地捆著，押著由老行署直下，經電影院到大十字，過西門橋，然后到錦江飯店。他們用鋼釬、梭標打我們。我的頭被敲了兩鋼纖，眼里金星直冒，頭昏眼黑，背上又挨一棒。其他的也全部挨打，很多人頭皮被打破，鮮血直流。
押往錦江飯店后，他們再次強迫我們跪下，又是一陣毒打。當時有我、黃義前、劉恩培、秦繼昌、劉光明、舒老告、楊再宣等20人左右，被關在飯店大樓的最底層。不久，秦繼昌就被拉出去了。
當晚晚飯后，他們用一輛卡車把我們押往銅仁師范學校(現在的銅仁學院)準備下手。可是下車后，卻不見動靜。銅師學校的操場上，他們好幾百人圍著我們，大肆進行嘲笑、污辱和威嚇。過了幾分鐘，又開來一輛卡車，有人急促地催我們上車。我們上車后，卡車往大十字轉了一圈，又把我送回工代會樓上。事后才知道，是省里來了急電，堅決制止隨便殺人，我們才揀了一條性命。
秦繼昌回憶：
5月29日，我們撤離錦江飯店到河對岸的石油公司和洗澡堂(現在的地王廣場一帶)，我就在澡堂里被俘的，一起的還有黃義前、舒修華、盤信中學令狐老師的老婆等幾十人。我們被押到錦江飯店后，我就跟黃義前講：“這么多人，死不完的，大家通通氣，大家把情況記清楚，哪個能活著出去就把詳細情況跟別人講。”然后我們又被押到銅仁一中球場，押我們的都是松桃人。這時我的初中同學唐學明(屬“三紅派”)來看了一下，我就悄悄問他危險不危險，他說不要緊(川硐“三紅派”的頭子唐萬能還是我初中高中六年的同班同學，初中還同桌)。晚上七點左右，我們被押到行署，住了一晚上，期間不斷有人被喊出去，有去無回，不知死活。第二天下午兩點左右，我們被押回錦江飯店，我被單獨關在一個房間。6點鐘左右送晚飯給我吃，我吃了兩碗后，還問我再要不，旁邊有個看守我的人說：“讓他吃飽起。”我心想，這很可能是斷頭飯了。大家武斗，你死我活，死也正常，我不想死，但頭腦還是很冷靜。不管是不是斷頭飯，先吃飽再說，吃飽了有力氣，有機會能逃就逃，所以就再要了一碗飯。
當時看守我的有吳德明、楊紹元、何世成、楊再喜(沙壩公社界牌人)，還有我們本寨子本家族的秦天佑。楊再喜還對我說：“如果你明天回牛郎，幫我帶新斗篷(斗笠)回去。”吳德明說：“恐怕帶不回去了。”這下我想完蛋了。大概8點鐘左右，下面叫押我下去，秦天佑一個人背著能打七發子彈的自動步槍押我下來，這時被押在下面的還有唐樹堯(在大興公社完小當老師，弟弟在軍分區當兵)、王利來(在糧站倉庫工作)、孫家祥(在郵電局工作)、李金益(農民)，除我和唐樹堯外，其他三個人都被捆綁了，行李包包還掛在他們身上。我們被押從錦江賓館往衛校方向走，就是沿著河邊馬路往錦江上游走，前面有兩個人帶路，后面有兩個人壓陣，另有5個人分隔著押我們5人，他們都是荷槍實彈，我是最后一個，背后押我的是秦天佑。過衛校上面一點點，壓陣的就命令向右轉。右邊就是錦江河，河坎有幾十米高，右轉有一條路下到貨運碼頭。這時后面壓陣的突然下令：“搞！”我背后秦天佑說：“那搞得?”(看來他事先不知道要槍斃我們)不等槍響，我縱身跳下河，同時槍聲響起，沒打中我。我一個悶謎子扎進水里，一口氣潛到河中心才冒出頭來，看到他們還在往我落水的地方打槍。
就在我跳下河的同時，我聽到了孫家祥和李金益高呼“毛主席萬歲”，唐樹堯也幾乎在槍響的同時跳下河。
我急忙脫掉衣褲以減少阻力。這時雖然月光明亮，但是河對岸的高坎和高樓的陰影罩住了我，他們看不清我。只聽到他們大聲喊對面的人攔住。我在銅仁一中讀書三年，這里也是我們經常游泳的地方，所以對地理位置非常熟悉。往回游是不可能的；往下游就是大堤壩，這幾天都下有大雨，漲水還沒有消，落下堤壩必死無疑；往對岸，他們正喊人攔住；唯有往上，我只好靠對岸邊慢慢往上游，但上游不遠軍分區有探照燈強光不停地掃，我只好在水里泡著不敢上岸。當時冷倒不冷，但口干得厲害，喝了好多河水好像都解不了渴。我在水里泡了七八個小時，月亮快落坡，雞已叫了三遍，天快亮了，非上岸不可了。軍分區支持對方一派，在那里上岸絕對不行，何況這時“三紅派”已經控制了全城。我又往上游500米左右，在金灘附近上岸，沿著田坎走幾百米，看到一個崗哨，但沒看見人，附近就是精神病院，我急中生智，裝成瘋子，故意在身上沾上不少泥巴，把頭發搞亂，撿起一根棍子，看到草堆就亂打，嘴里哼哩哄隆亂唱。從精神病院右邊上長巖坡，游過龍洞河。上岸不遠見附近寨子的三個扛槍的民兵和兩個婦女，我又裝成和先前一樣瘋瘋癲癲的樣子，邋邋遢遢，邊走邊唱，快靠近他們時，我聽到有個女的說：“嘈家伙(當地人稱神經病人)！”然后我走到德勝屯的遙山溝一個親戚家躲了兩個月左右，才到大硐喇和大家相會。
后來聽說唐樹堯跳河時，臉已經中槍，大概本想打頭，唐一動就沒打準。第二天一早“三紅派”的人在北門二完小(軍分區旁)附近聽到他的呻吟聲，就捅了他七刺刀，死了，還是他在軍分區當兵的弟弟收的尸。那三個被綁的當然是中槍后落到河里死了。
后記：
銅仁1969年“5·29”武斗事件死亡人數，《中國共產黨銅仁地區歷史》(中共銅仁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 388頁)和《中共銅仁地區歷史大事記》(中共銅仁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95頁)僅記載說“雙方死傷數十人”。據麻樹清回憶，無論是地區還是各縣都沒有做過認真統計。麻記得僅松桃進攻一方“縣聯指”就死亡10人。據回來的人擺談，“支紅派”有一輛從大硐喇礦區來增援的大卡車被機槍掃射，翻入錦江，滿滿的一車人不知死多少；還有一船人渡江逃跑，船被打翻，滿船人落水，也不知死多少。麻樹清還說，銅仁“三紅派”掌權后，還命令原銅仁革委會主任耿萬清指揮被打敗的“支紅派”俘虜埋葬在河灘上的尸體若干。
據楊再德回憶，僅被打敗的牛郎“紅軍戰團”就死亡20人(含回到牛郎槍斃和被逼自殺的，不計疑被錯殺的舒典發，因為他沒有參加武斗)。楊再德被派到銅仁錦江下游的湖南麻陽苗族自治縣接收銀巖公社龍四和的遺物，那邊的人告訴楊再德說他們把從河中撈起從上游漂下來的108具尸體埋了。據楊估計，銅仁“5·29”武斗事件死亡人數應該不少于200人。
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蘇友協總會黨組副書記和第一副總干事的廖經天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銅仁任銅仁師范學校副校長，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關進牛棚。他在《晦明錄》中寫到銅仁 “5·29”事件：“后來，造反派又給牛鬼蛇神一個特殊任務－－埋死尸。……路旁溝邊常常發現死尸，錦江有時也漂流著尸體。銅師(銅仁師范學校)臨錦江，有一個回流的河灣，常有尸首擱淺在岸邊的淺灘上……”(見廖經天《晦明錄》，載《廣西文史》2011年第2期)
“三紅派”控制銅仁城并行使地革委職權后，印江縣還是“支紅派”支持的“炮轟派”(即“毛澤東思想印江紅色炮轟派大聯合總部”的簡稱)掌權。經銅仁軍分區策劃，石阡、江口、沿河、松桃四縣造反派與印江本縣的在野派“無聯派”(即“毛澤東思想印江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的簡稱)一起從四個方向進攻印江。6月14日，雙方在當年紅軍二六軍團會師地印江木黃展開激戰，造成139人死亡21人重傷，這就是官方記載銅仁地區文革武斗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6·14”慘案(因松桃縣世昌區黃連寨苗族民兵田志良喝令對方一受傷者繳槍不殺，但對方頑抗開槍把田志良打死，招致松桃人報復性大開殺戒)，同時導致印江2000多人逃難到遵義達5個月之久【見中共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委歷史大事記》，142頁，2000年2月，黔新出(97)內圖資準字第5－69號)；后來中共印江縣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委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委歷史》(第一卷)第315頁認定印江“6·14”慘案死亡人數為81人，重傷21人，仍認定是銅仁地區文革武斗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此時貴州和全國各地一樣局面十分混亂，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控制不了局面，反復向中央去電求援。7月底，周恩來要新華社派記者到貴州調查，新華社立即抽調記者組成赴貴州調查組趕赴貴州。 劉回年帶兩名記者到銅仁調查采訪，認為銅仁地區是貴州武斗最嚴重的地區，劉等人專門給中央寫了《貴州銅仁地區問題概述》的綜合報告，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解決貴州省問題，他將貴州省各地的造反派頭頭100多人集中到北京辦學習班。周總理嚴厲批評了李再含并留其在北京繼續學習和檢查，1971年5月，李再含正式被撤銷職務(見《貴陽文史》2007年第5期 劉回年《參與解決貴州問題－－“文革”中一段難忘的往事》)。
2013年7－8月訪問當事人
2015、11、25，整理完稿
轉自《共識網》
